解放前成都的赌博(2004-11-01)

    赌博行为对社会经济生活危害很大，过去的政府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也都严厉禁止。清朝的法律规定：捉拿到赌徒的处罚是："枷号3月，杖200"；招赌抽头的人，处罚更重。但事实上清代成都的大小衙门里都有人摆赌，一年四季不停，不仅衙门里的人赌，各界市民去赌钱的也多。这是大班、差头摆的，官老爷装做不晓得，不过问。各街道哥老公口，也在秘密摆赌，由于当时哥老公口的舵把子或管事多半是衙门里的差头或退职武官兵士充当，衙门里也不去过问。那时除"跑滩匠"外，还少有以赌钱为职业的人；除衙署里摆的赌场外，也没有公开的赌场。一般有身份的人是不去的，赌角多是些那时认为是下流社会、"五马六道"的人物，输赢不太大。至于所谓上流社会的官僚、地主、大商人逢年过节或宴请宾客时的消遣作乐，从事赌博，也不是经济性的。所以直到清末民初，成都的赌博风气，也不算很盛的。
    四川有了边防区制后，新产生了一群敲骨吸髓的军阀、官吏和因军阀混战带来一大批孳生的哥老头子、大小恶霸、大小匪头，把软套硬抢来的孽钱，拿来从事赌博，以便找到更多的钱，所以赌风渐炽。自1925年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合驻成都，直到解放前夕，赌风一直有加无已。
    现将当时赌博情况分述于后：
    一、转转会、明堂子和私堂子
    各军军官将领们私下赌博，原是相沿已久的事，后来扩大声势，是以正月里请春酒、吃转转会开始。每年正月初一上午，各军高级首脑的部下中级以上文武官吏都要到首脑家去拜年，拜年后在他家打牌、掷骰子、推牌九，以示同乐。有时各军首脑也互相拜年，拜年时也要顺便推一阵牌九，当宝官，与各军部属赌一阵才走。他们也不是如有些人所说，赌钱时光输不赢，借以讨好各军将领部属的喜欢。但他们推牌九有时会赢，赢了有人吃喜、顺便牛他们一些钱，他们明知也不问以作笼络。他们这些首脑赌钱，虽然是醉翁之意，而他们的部属则把赌博当成致富之道干起来了。正月初一是刘文辉部师长邓叔才的生日，他是保定生，又是袍哥，人缘广，所以当天午后各军将领又借拜年拜寿名义到他的家里聚赌。邓招待周到，大家和他处得很随便，赌得更有劲，麻将、扑克、纸牌、牌九、骰子等等，一切俱全，一摆就是一二十桌，玩到深夜才散。初二上午邓、田两军将领又到刘文辉家里拜年，同样是要赌钱，初二下午邓部将领又到邓部师长兼参谋长马德斋家里拜年，初三以后三军将领或分几处拜年，或共聚一起，不大一致。以邓部来说，初三是到邓锡侯的另一参谋长朱瑛家，初四到邓的经理处长谢秉钧家，都是拜年赌钱。初五以后，三军将领又互相请客，吃转转会，请春酒，又是聚财。春酒一直要请到二月里赶青羊宫花会的时候，中上级军官的赌会也就一直延长到这时。每家请客都是一二十桌，从上午赌到深夜才散，以推牌九，押大宝为最多，掷骰子、打麻将、玩扑克、打纸牌的也有，各赌所好，输赢每年至少几百元，多者上万元。春酒请完了，赌会就从各官宦的家转到银行、字号和俱乐部等暗赌窟里去，不过人数比较分散，推牌九、掷骰子的少些。直到冬腊月，年关愈近，赌风又重新炽盛。这样一年到头赌博，只在打仗的时候才稍停一下。
    本市和外来的中小官吏、袍哥、土匪、商人以及一般中小赌角，除在家里，店铺里、旅栈、公共场所聚赌外，多到军官和哥老头子开设的赌场（明堂子）和暗赌场（私窝子）里去。
    著名的明堂子，当时有四个，一是刘文辉部手枪大队（即护卫队）长朱瀛州开设在牌坊巷里的赌场；一是朱的连长冷少康开设在狮子巷的赌场；一是邓锡侯侍从副官喻载阳、荣昌义、谷毅、王席儒等开设在塘坎街邓公馆旁边的赌场；一是田颂尧部曾南夫师的团长张绍泉开设在笆笆巷（即八宝街）的赌场。这些赌场，不仅公开出面的老板是歪人，而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老板。例如塘坎街赌场抽头的收入，邓锡侯公馆里的奶妈、丫头、弁兵都要分钱；朱、冷两个赌场的头钱，刘文辉公馆的"下人"也要分，所以他们毫无顾忌。这些赌场都有武装士兵守护，军警团的街市巡查队经过时，也要绕道而过，怕引起误会，认为他们抓赌，发生冲突。这些赌场，人数众多，品类复杂，高级人员不大去，去的都是中小商人、中下级军官、职员、袍哥、土匪、烟贩、娼妓等等，滥兵流氓也多。他们多是赌现金。赌场主人抽头，值百抽五，没有任何招待，赌的种类，以牌九、骰子、大宝、红宝为主，也有赌单双、扑克的。这些赌场，赌徒动辄几百人，终日人来人往，比赶市赛会还热闹。赌场也卖鸦片烟，便利赌客过瘾。
    私窝子赌场比明堂子更多更普遍。例如西沟头巷唐英的公馆、鼓楼南街邓国璋的公馆、如是庵街吴楷儒（曾任成都警察厅长、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驻川代表）的公馆、红庙子袁松生（李家钰的参谋长）的公馆、棉花街冯笃生（田颂尧的驻省文报处长）的公馆、大亨里刘鸿逵（武备学堂监学、军界老前辈、湖南人）的公馆、三多里文孟陶（邓锡侯的副官长）的公馆、福建会馆（刁文俊新买过来修了房子）许达权（邓锡侯部下团长）等包设的赌场，马镇街得耀奎的公馆、九思巷邓叔才的公馆、会府东街雷少臣的公馆、陕西街王安懋的公馆、鼓楼南街刘元琮的公馆、陕西街朱瀛州的公馆、江汉路邵石痴的公馆……都是赌场。
    此外还有一些字号、银号，也是变相的赌场。例如华兴街多益字号（经理王聚五）、南新街东升字号（经理刘学优）、春熙南段利丰银号（经理彭润之）、春熙北段西南银号（经理李克壮）、中新街庆川银号（经理黄幼堂）、南街南洪济银号（经理雷少臣）、城守东大待义昌字号（经理黄九亨）、西玉龙街怡益罐头公司（经理张福华）、总府街春熙路口凤祥银楼（经理俞凤岗）等处，都是日夜赌的私窝子赌场。
    私窝子赌场，由赌场主人邀人去赌，赌客也可以带些人去，多以比较有钱有地位的人为主，人数没有明堂子多，但赌的大（如刘部旅长覃筱楼，1927年春节中，在利丰银号当宝官推牌九，一夜就输了20几万元。当时步枪50元一支，20万元买4000只步枪，20几万元比一旅人的枪还要多。后从宜宾运了几十船硫磺与很多鸦片卖了才把赌账了清）。所以有的不用现金下注，而用码，赌客用现金向赌场主人买筹码，赌完用筹码结。输多了，现金不足，也可以写欠条或开期票付帐，因为彼此都是相识相信的人。这些赌场，抽头的规矩不一，有些名义上不抽头，在赌台上摆一个装头钱的盒子，由客人自己丢，一局的赢家，按赢的数字丢头；有的公然抽头，名义上是奖赏下人，实际多数由赌场主人得了。如像福建会馆、利丰银号、西南银行；雷少臣、刘元璋、邓叔才等的公馆，晚上赌客来齐时，门口汽车、包车摆得很多，街都扎断了，主人在屋内赌，他们的弁兵、保镖、车夫、司机等则在门口赌，推牌九、掷骰子、热闹已极，巡查队怕引起冲突，年轻妇女怕弁兵调戏，都不敢从这里走过。
    二、摆片
    赌风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感到赌场只在晚上赌（白天军政人员不空），一些白天有空的袍哥、土匪、地主、商人等无处消遣，于是互相约定，以请客的方式，聚集赌角，白天在某些公寓里赌钱，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游击式的"摆片"。它没有固定的赌场，由片官出名邀请相熟的赌客去到约定的地方（多半是宽大的公馆）聚赌，赌的时间是白天，是一个月或四五十天扎一片。"片官"就是赌场的负责人，他负责赌场的安全，办赌场招待，还要垫钱放赌帐，赌客赢了，除抵旧欠外取现金走，再赌输了片官可办交涉，几个月，卖了田房货品偿付。因为当时不付现，片官又可以放赌帐，更便利赌客，赌丐来更胆大，无钱也赌，钱少也可大赌，赌的规模更加扩大。赌的日子一片总是连续几十天，而且这一片，那一片又开场，很又是很多片同时举行，于是赌博成为长期不断的"行业"。这种赌场除有上等饭菜和鸦片供应外，坐车来的（大半是坐私包车的人），片官还人为车夫给酒钱，不但赌角愿来，他们的车夫也跑得有劲。这种赌场，有片官保险，不怕抓赌，也不怕滥帐，也不拘束人，赌几天不去也可以。（只要手续扎清）；带起妓女去也可以，赌一阵有事就走也可以。有这样多的方便之处，成都赌风就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了！
    片官摆片招揽的赌角以大商人、大地主、团阀、烟贩、大袍哥为多，高极军官去的较少，没有财产保证的人是没有人邀约的。因为赌得大，又不付现金，怕输了钱拿不出来。
    片官绝大多数是有势力的袍哥头子，例如广汉的大爷侯少煊、向载明（绰号豌豆米儿），郫县的大爷锺次芳，灌县的大爷刁青云，眉山的大爷夏海山（曾任营长），双流马家寺的大爷李培根，新都的大爷李显之（曾任团长）、袁继光，本市的大爷廖克之、徐子昌、戴甫臣、苏化成、王汀生、袁幼田（绰号袁陀），石板滩的大爷刘继雍（绰号幺老爷），华阳西河场的大爷阮笃生，隆昌的大爷胡尚武，大邑的大爷王安懋等都是那时先后当过"片官"的人。老师长刘鸿逵和吴楷儒、文孟陶以及邓锡侯部机炮指挥营长刘建臣等也都当过片官。
    这种赌场，片官只享抽头的权利，负包揽赌场一切责任的义务，不与赌角对赌。赌角打扑克、麻将、纸牌是互相对赌，推牌九另有宝官，或由较大赌角轮充宝官。推牌九的赌角多，为便于计帐，由片官与赌角各发一块牌（便如天牌、地牌等）作为代号、下注时在自己的牌旁以小钱作筹码，小钱的某种摆法作10吊（那时候以两吊铜钱为一块银元），某种摆法作50吊、100吊，定输赢后由宝吏（片官请的人）登帐，某牌（即某人）输多少赢多少。押100吊钱，输了要付出105吊，赢了只能得95吊，进出数的5%为片官抽的头钱。扑克抽头是按"朗"计算，4转起朗，20转作为一个大朗。如以赌幺半3银角子为例，每人摆朗一次是3元，其中以5角为头钱；一次开不开，每人加一个面子（5角），头钱是1元；再开不开，面子再加5角，头钱也加5角，面子最高加到4次，头钱也加到2元。帽子扑（一对Ａ开牌），每人面子1元，头钱也是1元。一个大朗，片官可以抽头十几元，每副扑克，每天要打20大朗。幺半3银角子是打得小的，赌得大头钱更多。扑克打"梭哈"、推10点半，按输赢数抽赢家5%的头。
    片官为了鼓励赌角每天早到赌场，兴一种"倒罐罐"，即第一次摆朗的钱，只要有人拿到开朗的资格，无须偷牌比资格，即可吃朗，片官也不抽头。为了使赌角一直赌到晚上散场才走，还兴"倒晚罐罐"，即最末一朗，也是照最初一朗的办法。由于有这种鼓励，每天赌场还未开门，就人有早来候着争赌头朗，也有人来争晚上的"罐罐"。
    那时的银行、银号除前述西南银号、利三银号等是专为赌博服务（办收交）外，一般大银行也愿放赌帐，因为利息较一般高二分之一。例如一般放款利息是二分，放赌博利息是三分（年利率30%），而杨茂如开设在东安里的和丰银号（经理李义盛）表面上做洋纱生意，实际则是专放赌帐的，所以片官替赌角垫头雨，赌角缺钱赴赌场，也不愁告贷无门。那时成都商场的投机买卖还不太盛行，与银行往来的户头，每天银钱进出数字最大的就是赌场，所以一般银行也愿拉赌场老板开户往来。
    片官既是有势力的哥老头子，他们各有若干兄弟伙跑路，片官并不需要守在赌场，每夜宝吏与他报帐。片官所得头钱，除用少数奖赏兄弟伙、赌角车夫及赌场开饭招待外，也不需要与军警送包袱。因为片官本身既有较大的势力，又与军政界的高级要人有勾结，军警根本不敢去抓赌；赌角如在赌场内发生口角斗殴，他们有兄弟伙维持秩序；赌角如敢赖帐，他们也无须找法院或治安机关，他们自身有力量解决--轻者派兄弟伙跟押追索，重者可以把你"毛了"（即暗杀）。赌角们都晓得这个"行市"，很少有人敢带他们的过。
    私窝子赌场，一般每天同时只有三四十或五六十人赌博，不及明堂子闹热。但每人每天输赢少则几百元，多者几千元，几万元也有，一个赌场一天就有几万到十万元的输赢。
    片官及一切赌场老板每月收入头钱的多少，看他们的"业务"大小而定。人缘宽、赌角多而大赌场，头钱也多。以侯少煊自身的经历而论，他从1926年在成都打片，直到1932年为止，7年当中，平均每月抽头的纯收入，少则四五千元，多则一万元以上，一年平均约八九万元，他与刘继雍两人都因此而置有公馆，进出都成为有汽车代步的"汽车阶级"。其他片官的收入也比侯少煊少不了多少。
    除上述这些公开赌场和暗赌场而外，那时成都还有成千上万的小赌会。地主、官僚、巨商们在外面赌，他们的太太、小姐们成天无事，除关门"杀家鞑子"（全家打牌赌钱）外，又互相约请亲戚朋友来家赌钱混日子。商店里前面营业，后面赌钱，赌角有店员，也有常来的顾客。学生在寝室里赌钱；教师也在课堂下班后就到赌桌上班。兵营里每连每排都有小赌场；旅馆里旅客在房间里赌，茶房工友在过道上赌。茶馆里长天有人打纸牌，麻将；餐馆宴客，更有以赌博作留客等客的消遣。工场作坊，很多工人的工资都送到赌桌上去，他们除赌钱外，也没有别的正当娱乐可享。黄包车夫、搬运工人，不吃鸦片烟的就爱赌钱，晚上有的熬通宵，除把血汗工资送进别人的荷包外，有的还熬夜成病，送了性命。整个成都，简直就是一座星罗棋布的大赌场！（他山之石）